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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 新闻界过度疲劳的年轻记者[转]

 

引用  徐达姆

新闻界过度疲劳的年轻记者[转]

这篇东西转给我自己、小报同学以及身边所有在媒体打拼着的XDJM们看!事实上,当面对所谓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学界以及媒体业界管理者热衷于讨论并鼓吹所谓“新一代”的记者要能编会写、文字画面兼顾、录音笔摄像机共用、与社会化媒介和搜索引擎赛跑的…我操,是不是“新一代”的记者工资与奖金会有偌大的提升、身份与劳保也会有大幅的落实!?事实上,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干得更多、挣得更少!记者就更不愿意当记者,更怕被打被通缉、被封口被“消失”,而更愿意转行、挣钱或当官。于是,在这个当下热门的学界、业界话题上,我绝不会站在所谓客观、中立的姿态上,否则真是对不起在一线的XDJM、对不起小报同学,更对不起兼顾教研与实务的兄弟我自己。戏谑一点说,新闻界真当应该向地产界多多学习,看看人家把老百姓那样拿捏着、指挥着,在政府层面又是那样制衡着、暗地妖娆着,老百姓,有种你就不买房;地方政府,有种你就不卖地——丫真是牛逼、厚黑到位了。而讽刺的是,新闻界与地产界越来越相似的地方,倒是我们的一线业者,越来越像工地上的建筑民工了,所谓“新闻民工”是也!
 
去年愚人节那天,《政治报》两位编辑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邮件,内容是所有记者工作时间提前到凌晨5点。
这两位编辑写道,“日出前通常是接触高层领导或者他们助手的最佳时机”。他们提到,当中午网速减慢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记者们应该挤出个人时间用来工作。
这封电子邮件带给记者的不是会心一笑,而是极度恐慌。
“有些人不认为这是个笑话”,《政治报》前签约作家安.施罗德.马林斯说,“一个女孩甚至哭了,还有些人来问过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就是当今媒体行业的现状:疯狂而疲劳。年轻的记者曾经梦想跑遍全世界去追寻新闻线索,现在却被束缚在电脑前。面对电脑,他们尽最大努力补充新的想法或者抢先报道哪怕只是小豆腐块大的新闻——他们做任何能给谷歌留下深刻印象和吸引读者的事情。
统计到底有多少人阅读了这些文章,然后获得荣耀感或者羞愧感。生存在这种考核制度下的新老媒体编辑部的记者们变得越来越普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现在每天给员工发送电子邮件,邮件列出当日网站上每篇文章的点击量。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做法是把“最多观看”的文章列表镶嵌在页面上。一些媒体,包括彭博社和美国商业博客网站Gawker Media现在按照点击量支付作者稿酬。
在充斥着虚拟内容的环境里,所有微小细节都是必须报道的,只要是第一次被报道,《政治报》因疯狂的步伐脱颖而出,或者用编辑们委婉的说法“高速新陈代谢”。
顶尖编辑在凌晨4:30分起床,他们希望旗下记者也有如此速度,因为他们相信《政治报》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传递给读者未知信息的速度。
《政治报》的执行总编吉姆.范德黑在一次采访中说,“在报社工作,你唯一真正的压力是修改稿件时面临截稿时间的逼近。”
“现在,从清晨5点开始的任何时刻,找出一些有价值信息的强度和压力是相同的。”(不是所有记者都从黎明开始工作,范德黑先生补充说,很多报社的记者依循传统的上班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
在Gawker Media曼哈顿的办公室里,一台镶在墙上的纯平电视机上播放着10条点击量最多的文章,作者的姓名、文章点击量也显示,Gawker Media的员工把这个东西叫做“大黑板”。
Gawker Media的创立者尼克.丹顿说,“有时有人会看到记者驻足在“大黑板”前,好像矗立在巨石前的原始人类一样。他说,不是所有记者都喜欢这个理念,“但是对最好的独家新闻就是要给奖励”,记者的薪资也与点击量紧密相关。
这导致数字新闻媒体的员工流动量大幅增加。《政治报》员工离职率最近非常高,大约12个记者在今年上半年离职——这对于一个只有70名采编人员的媒体公司来说是个大数了。在Gawker Media,编辑仅工作一年就离职的情况很常见。
这不是消耗体力的流水线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对于年轻的记者们来说确实太重了,已经重到出现过度疲劳的程度了。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数字媒体课程的教授杜大林说,“当我的学生来看我时,他们很多人的疲劳状态好像是已经工作了十年,而不是踏入社会短短几年的新鲜人,我担心的问题是过度疲劳。
在华盛顿,新闻界更加疯狂,就像《赫芬顿邮报》扩大经营一样。出版《国家期刊》和《大西洋》月刊的的大西洋传媒公司计划为今年秋天开始营业的新公司再招聘30名记者,这家传媒公司刊登重大新闻和在线分析。
范德黑说,编辑们监控记者们写了多少篇文章,但是写稿篇数并不代表这个记者的真实水平。
办公室中的非正式信条是“W.W.M.D.”,“What Would Mikey Do?”(米奇将会怎么做?)的缩写。它指的是《政治报》著名的不知疲倦的负责人迈克.艾伦,他从凌晨2:30开始制作时事分析,Playbook。
《政治报》的编辑在谈论读者流失的问题时好像觉得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总编辑约翰.H.哈里斯说,读者也是编辑,他们把鼠标或者iPad的上手指放到想放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提供他们想看的东西,你就失去他们了。”
记者们经常收到范德黑或者哈里斯先生在黎明前发送的电子邮件,质问他们为什么竞争对手有的报道《政治报》却没有。这两人都是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对于给新闻机构带来负担的低效率工作状体非常反感。
“这是吸引我们做自己的事情的原因之一,”哈里斯说,“我们只是想从起跑线开始,建立一种没有坏习惯的企业文化。”
但是有一些记者时常抱怨负担过重。
“有时你觉得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工作量还是工作压力,”前《政治报》记者海伦娜.安德鲁斯在回忆录中说,“我认为一些人有下沉的感觉。在《政治报》的生活好像新兵训练营。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为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很多《政治报》的记者都是20多岁,他们被这份起薪4万美元,并且可会影响华盛顿精英阶层对话内容的新闻机构诱惑进来了。
范德黑和哈里斯说,他们知道记者有压力。但是记者们认为《政治报》被称为新闻界的“血汗工厂”则是完全虚构的。
《政治报》的管理层看起来正在试图软化。员工们最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被报名参加绘画比赛,奖品是一部iPad。
(选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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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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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师认为,这本书可以作为博士论文写作的范本之一。写法可参考。

看完后我猜想,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作者对经验材料的组织滴水不漏,既不冗长拖沓,又不缺乏功力。作者并没有一下把一大堆经验材料堆积在一起,反倒是根据清晰的逻辑对材料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呈现。越看越觉得有功底,很扎实。换句话说,该照应到的都照应到了,但是却不卖弄材料,看着不多,回头一想觉得好大的工作量。

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对经验材料所作的解释和结论中,他显得非常小心。理论自然是来源于材料,但是背后的学者的良心确是最要紧的。作者虽有些结论和感受避免不了有个人的观点和想象,但是从整体来看还是令人信服的,并没有“过度阐释”。只是对课堂内容的解读方面,我感觉个人色彩浓了许多。

另外,我还觉得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依赖什么大道理、著名理论,而是运用了“国家”这个隐喻,这个使用很聪明,很中国,没有精确的解释,但是看了就明白。

还有一点值得借鉴,就是在对一个地方进行深描的同时,李书磊还考察了另外两个地域的乡村学校作为对比和补充。

那一天,和潘大师谈到驾着七彩祥云般的汪晖和穿着草鞋的曹锦清,一个不肯下来,一个不愿上去,甚是有趣。而这本书自然不算最一流的,但是让人看着心有凄凄焉,文字中没有大抱负,却有深意。

Cartier

让人焦虑的芝加哥学派

  无比焦虑阿。

对星期四的告白

本学期,我最喜欢的时间便是周四。

因为,首先,周四的课最有质量,当然也有压力。当我们吭哧吭哧看完文献后,一到周四,相聚、听课、课后的集体放松是一种享受。

课后,一般的情况是,我们一小撮人会聚集在一个空间中,喝茶喝咖啡吃蛋糕吃饭喝酒听讲座,谈天坎地、谈人生、谈工作、谈论文、谈有的没的。主要的场所是夏朵、光华楼15层、旦苑等地,于是周四更像是象征意义上的周末,它意味着上一周文献的结束,下一周文献的开始,意味着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活动、“有节目”、“联络感情”。周而复始,keep running。

更为美妙的是,我们常常挟持大师们参与我们的活动。被绑的有郭中实老师、陆晔老师、潘忠党大师。当然,我最想绑的是黄老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和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交流中常常会有启发、灵感和火花,人和人之间的气场、缘分,很短暂,也很美妙。

可是,眼看着周数越来越邻近期末,心里的焦虑、躁动开始越来越多。对我来说,还有几个周四呢?下学期的我们还有多少相聚的日子呢?时间的紧迫感,要做的事情,需要面对的自己,勤奋再勤奋,越来越明晰的目标和困难,我要好好调整、再调整。

1933

昨日,和一跳槽到CCAV来上海报道世博会的老友吃饭,谈到火灾后的央视新台。据他所说,建这个楼花了40亿,被烧后若要修补,至少得花100亿!若要推倒了重盖,又由于结构原因有极大风险,很可能主楼也保不住。若想卖,根本没有人接手,真正成了烂尾楼……。

另,附上照片,昨日,好友小帅同学和我在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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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书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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